易安保险重整最新进展：比亚迪36亿元收购款已就位******

　　本报记者 冷翠华

　　2月2日，记者从天眼查了解到，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易安保险”)已收到比亚迪拟收购款36亿元。这意味着业界盛传已久的“比亚迪收购易安保险100%股权”事件有了新的进展。

　　易安保险于2016年2月份开业，是国内四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。2020年7月份，易安保险因偿付能力不足等原因被银保监会接管。2022年7月份，银保监会原则上同意易安保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。

　　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，截至2022年3月末，易安保险资产总计3.35亿元，负债合计4.62亿元，股东(或所有者)权益合计为-1.27亿元，账面资产小于负债。尽管资不抵债，但作为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，其具有管理结构扁平、轻资产运营等优势；同时，其自身资产负债体量不大，有望通过有限投资改善偿付能力，具有重整价值和挽救可能。

　　根据《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，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三分之一，但收购保险公司的，其出资或持股比例上限不受限制。同时，参与保险公司风险处置的，也不受该《办法》关于股东资质、持股比例、入股资金等规定的限制。此次比亚迪拟收购易安保险100%股份。

　　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比亚迪是收购易安保险并发挥业务协同作用的良好对象，前者是实力强大的新能源车企，且自身业务与保险高契合度。不过，目前易安保险的经营范围中并不包括车险业务，该人士表示，比亚迪入主之后，必然会向银保监会申请车险经营资格，且重点将围绕新能源汽车开展相关保险业务。

　　事实上，汽车厂家布局保险行业的案例并不少见。在车企布局保险公司方面，广汽集团控股众诚保险，一汽集团控股鑫安保险，2021年，吉利控股集团入股合众财险，持股比例33.33%，达到单一股东的持股上限。

　　在车企布局保险中介方面，公开信息显示，小鹏汽车保险代理成立于2018年；特斯拉保险经纪成立于2020年；2022年1月份和3月份，蔚来保险经纪、比亚迪保险经纪先后成立。

　　另一位业内人士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新能源车险作为新能源车企与车主长期交互、激发日活、增加用户黏性的重要接口，必然是各大新型车企重点布局的板块。这也是众多新能源车企布局保险领域的重要原因，保险公司在车险领域的网点优势和经验优势也是新能源车企需要的，因此，车企入股保险公司或者收购保险公司的交易较多。

　　该人士表示，如果能实现真正的融合，发挥好车企和险企的业务协同作用，将产生强大的竞争力，相关险企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。但也需要意识到，金融行业在监管规则、盈利模式、资金运用等方面都有很强的特殊性，与实体行业存在一定差异。一旦险企被收到一个品牌下，相关战略就需要进行较大调整，考核方式和展业模式都要保证有力又伸缩有度，才能真正实现融合发展。

　　某券商非银分析师对记者分析说，新能源车企进军车险业务有其独特优势，尤其是其掌握汽车风险以及车辆相关用户的数据，对车险产品开发、售后服务等都具有重要意义，比亚迪收购易安保险之后双方都有望实现更好发展。（证券日报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